他一直拖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初才坐上去香港的轮船,算得上真正的末班车。没有人知道他在拖什么或等待什么,我想他自己也未必知道,不过是下意识的拖延。不久他就死在香港,死前再没有值得记述的事件或说过的话,他基本没再说话,这没什么可奇怪的,一切都不值一提,他终于走向自己的沉默。